我以红线穿起黄豆，在宣纸上进行蓝晒曝光。曝光过程中，线与种子并未被固定，风推动它们移动，阳光与时间将停留、摇摆和偏移累积为虚实交错的痕迹。随后，我将宣纸上的蓝晒影像翻拍，制成灯箱。透射的光使这些痕迹获得轻盈而鲜活的视觉状态：种子仿佛舞动的精灵，悬浮于幽暗之中，而牵系它们的线仍清晰可见。

作品源于母亲对我加入加拿大国籍这一意愿的激烈反对，甚至以断绝母女关系相要挟。个人对未来生活的选择，由此触及家庭内部关于血缘、忠诚与归属的期待。黄豆作为与中国原乡相连的种子，承载着异地生长的可能；红线则将难以摆脱的情感联系化为可见的牵引。母女之间的依恋与约束，也成为国家身份进入亲密生活的具体方式。

从风中的移动，到宣纸上的感光痕迹，再到灯光中的悬浮形态，作品让牵绊与生命的活力同时显现。那些仿佛自由舞动的身影，始终与线相连——线既使关系得以延续，也限定着移动的范围。作品将这份矛盾保留在光中，思考一个人在改变自身归属的过程中，如何与无法轻易割舍的联系共同生活。

父亲站在老屋被拆除后裸露的土地前，手中捧着当年建房时用来增添喜庆气氛的红色装饰盘。这件廉价的旧物，曾寄托一家人对安定、和谐与长久团聚的愿望。随着父母离婚、女儿移民，父亲成为家中最后仍与这处房屋和土地保持日常联系的人。然而拆迁又切断了这份联系，使家的物理消失接续了家庭关系早已发生的离散。在他身后，机械铲挖留下的沟壑，令人联想到许多女性身体上的妊娠纹。土地与身体通过纹路产生呼应，将家园的拆除与生命孕育留下的痕迹并置，也使关于家的叙述延伸至身体所承受的变化。红盘仍保留着喜庆的颜色，承载它的家庭与房屋却已无法恢复原貌。作品将父亲的在场、家庭成员的离散与女儿迁徙后的回望汇聚于同一片土地，凝视一个家如何被建立，又如何在亲密关系与物理空间的变化中逐渐消失。

《圆满》（Fulfillment）将77颗蒲公英绒球的影像以蓝晒转印于三层丝绢上，通过层叠与灯箱背光，构成具有空间纵深的影像。作品源于我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看到的由石子铺成的一个个圆形。这些圆形引发了我对“求圆满”这种中国文化心理的思考，并与原生家庭的破裂、故居的消失、及迁徙经验相联系：当完整成为一种深切的愿望，它是否也包含着无法长久维系的命运？

光是作品构成与观看过程中的重要媒介。随着背光增强，层叠丝绢中的巨大蒲公英绒球逐渐显现，纤细的放射状结构愈加清晰，球形也在视觉上趋于饱满。原本轻柔、朦胧的植物影像由此积聚起向外扩张的张力，仿佛在达到最完整形态的瞬间，即将骤然散开。光既使圆满显形，也让其中潜藏的离散变得可感

作品将这一临界状态保留在层叠的影像之中。蒲公英越接近饱满，越让人意识到它即将随风散去；完整与消散在同一形态中共存。对我而言，这也回应了家庭、家园与归属的经验：曾经真实拥有的完整无法永久停留，而离散之中，仍携带着记忆，以及在别处重新生长的可能

《不可着陆》源于家庭生活中一个真实的事件：母亲在加拿大探亲结束准备返回中国时，将我院中的蒲公英拔起、洗净、切段，希望带回故乡泡水饮用。在当地草坪生活中被视为杂草的植物，在母亲的经验里却是值得珍惜的药材。我将被切断的蒲公英重新组合并拍摄，使根、茎、叶与花再次接近原有的位置，同时保留断裂的间隙。画面中的糖果色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，也构成一种向外界展示的、经过粉饰的生活表象。明亮柔和的色彩包裹着枯萎与断裂，让希望、自我修复与掩饰伤痕的愿望并存。植物悬浮在没有土壤的空间中，根仍然存在，却无处扎入。这一形态令人联想到南宋末年画家赵孟坚《岁寒三友图》中的“无根兰”，也呼应了国破家亡的遗民与离散、分崩离析的家庭经验。视觉形态可以重新拼合，断裂的经历却无法抹去。作品由此触及离散与迁徙生活中的理想与现实、外在呈现与内在经验之间的距离，以及在这种距离中持续寻找归属的过程。

作品呈现一只来自我的湖南旧居的装饰盘。房屋落成时，这只廉价、制作粗劣的盘子曾以鲜红的底色、金色的双喜字与吉祥图案，为新家增添喜悦，也承载着一家人对安定、和睦与长久相守的向往。如今，盘面已经磨损，祝愿仍然可辨，曾经支撑这些祝愿的家却已不复存在——父母离婚使家庭作为情感归属的整体瓦解，旧居的拆除则抹去了可以返回的具体地点。我通过摄影保存这件旧物，使它成为两重失落之后仍然留存的见证。在物件的延续与家的消失之间，作品追问：当房屋与家庭关系都无法再承接归属，一个人对家的依恋，将寄存于何处？